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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时，屋子里冷得像冰窖。
炉子早就熄了，桌上那包城南的槽子糕已经发硬干裂。
一切都保持着我离开那天的原样。
说明这几天，霍廷琛压根就没有回来过。
也对，陆景川儿子的周岁宴，他这个“大功臣”怎么能缺席呢？说不定他现在正沉浸在帮兄弟圆满一家三口的伟大成就感里。
我找出一个旧帆布包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其实也没什么好收的。
霍廷琛给我买的呢子大衣、羊皮靴子，我一件都没动，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樟木箱里。
他给我求来的平安符，我解下来，压在了梳妆台的玻璃板下。
我只带走了五年前我嫁给陆景川时，从娘家带出来的那几件旧衣服，还有我母亲留下的一对银手镯。
最后，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染了血的妊娠单，以及一张写着“先兆流产合并大出血清宫术”的诊断书。
我没有写任何声嘶力竭的质问，也没有留只言片语的信。
就把这两张轻飘飘的纸，用他平时看的那只军用指南针压在了八仙桌的最正中。
做完这一切，我背起帆布包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困了我五年的大院。
出了胡同口，我径直去了火车站。
在售票窗口，我递上昨晚托护士长帮我开好的边疆支教介绍信。
“同志，买一张去大西北最远那站的硬座。”
绿皮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站台上送别的人群，眼底再也没有一丝波澜。
霍廷琛，你费尽心机想把我留在京城，好给你们的骗局打掩护。
现在，我如你们所愿，彻底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