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之后的几年，我把日子过得很满。
练琴，上课，排练，比赛，巡演。
每天清晨七点进琴房，深夜抱着谱子回宿舍。
有人说我像在和时间赛跑。
他们不知道，我确实在追。
追前世被烧掉的九年。
我第一次拿下国际比赛奖项时，贺清然从国内飞来看我。
她坐在台下最后一排。
我谢幕时，看见她轻轻点头。
演出结束，她递给我一杯热咖啡。
“手还好吗？”
“很好。”
“心呢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笑了。
“也在长回来。”
她没有多问。
真正稳定的人，从不把安慰做成审问。
读博后，我参与了学院的青年音乐人支持项目。
来找我的学生里，有人被父母扣护照，有人被恋人威胁曝光隐私，有人被家人用病危逼着放弃交换。
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坐在我面前哭。
他说：
“我妈说我敢去柏林，她就从楼上跳下去。”
“如果我走了，她真出事，我是不是犯？”
我把危机干预热线、学校法律援助邮箱和报警流程写给他。
然后说：
“她的危险情绪，需要专业人员处理。”
“你的人生，不能被拿来当药。”
他抬头，眼泪还挂在脸上。
我又说：
“不要把自毁当成孝顺。”
他说：
“可她是我妈妈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
“所以你可以依法照顾她。”
“但你不必把自己烧给她取暖。”
说完，我沉默了很久。
这些话，是说给他听的。
也是说给前世那个闻照听的。
钟婉在服刑期间写过许多信。
最开始，她骂我。
骂我没良心，骂我被外国人洗脑，骂我忘了她为我吃过的苦。
后来，她开始道歉。
说夜里总梦见我小时候趴在钢琴边睡着。
说她如果当年再理智一点，我们母子不会走到今天。
最后，她又回到那句：
“妈妈只有你了。”
我一封都没有回。
律师按法律规定处理她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。
该付的，我付。
该签的程序，我签。
除此之外，我不再把自己交出去。
三十岁那年，我在巴黎举办第一场个人独奏会。
后台桌上，我放着一张旧登机牌。
纸边已经泛黄。
那是我第一次飞离宁城时留下的。
助理问我：
“闻先生，这个很重要吗？”
我说：
“很重要。”
“它值钱？”
“不值钱。”
我把它夹回琴谱里。
“但它证明，有一天我真的走了。”
音乐会那晚，返场掌声很久都没有停。
灯光照在手背上，我看见每一根青筋，每一道薄茧。
这双手，曾经差点成为钟婉留住我的代价。
现在它们只属于音乐。
也只属于我。